第五十二回 谈春秋胸罗锦绣 讲礼制口吐珠玑 (第4/4页)

是朝聘之礼被废弃了，那些侵犯欺凌的事情也逐渐开始发生。孔子想要革除当时的弊端，所以制定礼仪、端正音乐，来挽回社会风气。到了战国时期，继承周公、孔子的学说，讲究礼法的，只有孟子一人。

    “后来秦始皇吞并六国，收集各国的礼仪制度，都带回咸阳，只采用那些尊崇君主、抑制臣子的礼仪，再加入自己的想法，以便当时使用，其余的礼仪都被废弃。汉高祖刚刚平定秦朝的战乱，来不及制定朝廷礼仪，群臣在宴会上争功，有的甚至拔剑击打殿柱，汉高祖为此感到忧虑。叔孙通于是撰写朝仪，胡广接着整理旧有的礼仪。汉朝末年天下大乱，旧有的典章制度被毁灭。到了三国时期，魏国的王粲、卫觊共同创立朝仪；吴国的丁孚收集汉朝旧事；蜀国的孟光起草众多典章。晋朝初年，荀觊根据魏代以前的事情撰写成晋礼。南朝宋的何承天、傅亮共同撰写朝仪。南朝齐的何佟之、王俭共同制定新礼。到梁武帝时，就命令众多儒者编纂成大典，恢复了周公五礼的旧制。陈武帝即位后，制定礼制虽然以先前梁朝的为基础，但仍然命令江德藻、沈洙等人根据当时的情况随时斟酌取舍，以适应时宜。到了隋朝，隋文帝命令辛彦之、牛弘等人采用梁朝旧有的礼仪，制定五礼。从西汉初年到现在，历代的礼制有所增减变化，无不参考旧有的典章，并非古代的礼制不复存在，只是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。所以《宋书·礼志》说：‘只凭自己的想法而不学习古代，秦朝因此而灭亡；学习古代却不考虑是否适用，王莽因此而身亡。’

    “至于给《礼》作注的各家，汉朝有南郡太守马融、安南太守刘熙、大司农郑玄、左中郎将蔡邕、侍中阮谌；魏国中有秘书监孙炎、卫将军王肃、太尉蒋济、侍中郑小同；蜀国有丞相蒋琬；吴国有齐王傅射慈；晋朝有太尉庾亮、太保卫瓘、侍中刘逵、司空贺循、给事中袁准、益寿令吴商、散骑常侍干宝、庐陵太守孔伦、征南将军杜预、散骑常侍葛洪、太常博士环济、谘议参军曹耽、散骑常侍虞喜、司空中郎卢谌、安北将军范汪、司空长史陈邵、开府仪同三司蔡谟；南朝宋有光禄大夫傅隆、太尉参军任预、中散大夫徐爱、抚军司马费沉、中散大夫徐广、大中大夫裴松之、员外常侍庾蔚之、豫章郡丞雷肃之、谘议参军蔡超宗、御史中丞何承天；南朝齐有太尉王俭、光禄大夫王逸、步兵校尉刘??、给事中楼幼瑜、散骑郎司马宪、御史中丞荀万秋、东平太守田憎绍、征士沈麟士；南朝梁有护军将军周舍、五经博士贺玚、散骑常侍郎皇侃、通直郎裴子野、尚书左丞何佟之；南朝陈有国子祭酒谢峤、尚书左丞沈洙、散骑常侍沈文阿、戎昭将军沈不害、散骑常侍郎王元规；北魏有内典校书刘献之；北齐有国子博士李铉；北周有露门博士熊安生；隋朝有散骑常侍房晖远、礼部尚书辛彦之。他们所注的书，有的是见解不同，各有所取；有的是师徒传承，同出一源而分支不同。其中也有注重典章制度，不讲究义理的；也有注重义理，不讲究典章制度的。在我看来，典章制度原本从义理产生，义理也通过典章制度体现，两者原本是相互依存的。他们各执一端，难免见解有所偏颇。

    “近来广为流传的注本，只有三家：其一，是大司农郑康成；其二，是露门博士熊安生；其三，是散骑侍郎皇侃。但熊氏常常违背《礼》的本经，过多引用其他的说法，就像往南走却朝北行，马跑得虽快，却离目的地越来越远；皇氏虽然章句详细准确，但稍微有些繁杂冗长，而且既尊崇郑氏的学说，却又时常违背郑义，这就如同水落不归本源，狐狸死后头不朝着巢穴的方向：这是两家的弊病。只有郑玄的注本内容丰富，考证精确详尽，几百年来，研究《礼》的人钻研不尽，自古以来注释《礼》的善本，大概没有比它更好的了。我冒昧地发表这些看法，还请姐姐指教。”

    亭亭听了，不禁连连点头说：“如此深刻的见解，才看得出读书人自有独特的见识。真是家学渊源，我甘拜下风。”说完，她亲自倒了两杯茶，端了上来。二人喝完茶，闺臣暗自想道：“她的学问，如果用平常的经书去考她，恐怕难不倒她。好在她远在外国，我们天朝历朝历代的历史，她或许不太留意，就算知道一些，其中的年代也十分繁杂。何不用历史来考考她呢？”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